這篇文章，是我寫〈撤掉一幅雄友之夜的輪暴照片後，那其他的呢？〉時，沒有納入的一個段落，但其實是我對「父權體制」的一個核心觀點，這個觀點使我從來無法認同對於生理男性的仇恨，也總是無法混入對男性的批鬥與謾罵之中，我更無法苟同公主病、苟同女性主義自助餐。當然，這些議題在當代社會，都是錯綜複雜的交織體。
以下是我當時殘存的文字，沒有經過特殊的整理，相當混亂，最後面則是我撰寫上文時找的一些文獻，關於 representation of sex。總之，這些文字的殘骸，我決定直接張貼上來：
當我們從此次事件中進行對「父權體制」的討論、意圖將一切拉回「體制」層面時，我們不免又會產出大量「男性壓迫女性」的言論。前文提到Dworkin的書，在該書的年代便不乏「男性壓迫女性」的論述，或者就以該書舉例，Dworkin便探討過各式各樣的色情符碼，用文本、圖像、故事情節分析「權力」，討論「男性如何壓迫女性」，這樣的言論或許在當時是主流。──然而，當我們以這次雄友事件為分析資料時，我們確實也能夠產出如Dworkin在1980年代討論男性壓迫女性的言論，一模一樣深刻的分析；可是，我不免想在這邊稍作暫停，在這個年代與那個年代，我們可以一概而論嗎？
在我們大量討論「父權體制中，男性壓迫女性」時，我們其實做了一個相當廣義與籠統的宣稱，放在現代台灣社會的脈絡下來看，我們是不是同樣也忽略了在結構中受到壓迫的男性？並且讓從來沒有主動與意圖壓迫任何人的男性，只因為自己是男性便要背負這樣的原罪？我們是否忽略那些替女朋友支付所有的費用、最終因為沒錢買車買房而慘遭劈腿的異性戀男性？在他個人的經驗中，他從何而成為壓迫者？或許這樣的舉例太過模糊，無能真正進行討論，我們當然也無法將這樣社會科學式的論述套用在每個個體的經驗之中；但是當網路上出現大量相同的經驗述說時，我們難道能夠再繼續忽視這個議題背後的宏觀意義嗎？
在公主病、女權主義自助餐興起的年代，要我說出「男生就是在壓迫女生」，我實在沒有辦法毫不猶豫地說出口。毋寧說，我更認為，女性主義如果遲遲不正視中產階級以降的青壯年異性戀男性正在當代社會遭受的挫折，那反而是女性主義的失敗。
當中產階級女性受教育後，開始大量生產、複製女性主義論述時，也不乏跟隨這番浪潮起舞的人（無論女性、男性），這些人無視女性主義「平等」的初衷，只取權力行使的好處，轉而執行壓迫的事實。
這些人無視「平等」的前提，竭盡所能地拿取結構中些微的紅利，卻從來沒有和平等的運動者並肩努力過，也從來沒有思考過同樣受到壓迫的他者。這些搭乘女性主義便車的人，或許從未思考過女性主義，卻為女性主義樹立更多更龐大的敵人。
我無意將這群人與女性主義進行切割，而是我認為這樣簡單的結構壓迫論述，早已不能描述台灣青壯年社會的現象。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們，努力地生產女性主義論述，認為這個體制中存在著壓迫，然而，中產階級以降的異男，非但受到資本體制的壓榨，同時被自稱是女性主義者實則只吃自助餐的女友們掏空，無論是口袋與情緒。他們從此更加仇女、仇女性主義。這是女性主義運動忽略階級而導致的失敗，當大量中產階級以下的男性背負著壓迫的罪名時，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絲毫沒有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撼動，仍然在他們權貴的圈子裏頭砸著大錢執行著壓迫的事實。
在這個性別、經濟結構、社會資本交織的狀態下，單純的性別壓迫論述早已不敷使用。
──至於那些女權主義自助餐的食用者，有人說他們是豬隊友，我則認為她們連隊友都不是。身為一個性別研究者，我相當倦怠於捍衛女權主義自助餐者的權力，連根毛都懶得替她們捍衛，一個真正支持平等的人，我認為是不會將奪回的權力轉而施加在對方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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