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讀了兩篇酷兒唯物主義/新唯物主義的文章，分別是 Tapley（2012） 和 Alldred & Fox（2015）依德勒茲和瓜達理（Deleuze & Guattari）理論出發的研究。下文將就兩別分別說明，並提出我的疑問。
Tapley（2012）的研究從hobosexual的歷史切入，爬梳19世紀美國內戰後、鐵路技術與工業進程下hobosexual的發展，至1873年經濟蕭條導致臨時性工作銳減，hobo失去生存空間、甚至被病理化。Tapley藉此文探討酷兒唯物主義（queer materialism），指出過去queer theory經常將sexuality、性實踐、慾望或身份認同置於研究中心，卻忽略關注階級、勞動的分析。
Alldred & Fox（2015）將Deleuze & Guattari理論中的「molar」與「molecular」置換為「aggregative」和「singular」，Tapley（2012）則沿用兩位理論家的語彙，但新物質主義與過去的理論中，我們仍可察覺多處近似、雷同之處。比如，Tapley提出hobo族群的「脆片化主體」（fragmented subject）是階級關係下的產物[1]，這裡指出了階級的相對性，因此，hobo雖可如同queer是一種選擇，卻更亦是一種不可擇取的階級位置。Hobo販售個體勞力時，是將某個部份的主體分離而出、客體化自我，以便出賣到市場上，個人因此成為一種不再具有統一性的主體，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這段論述無異於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然而，藉由新物質主義的assemblage概念，異化在個體上的拼裝感、分裂感、碎片化，似乎更加具體，Tapley更藉此呈現了資本主義在hobosexual運作中的重要性因素，而hobo文化中「賺錢、花錢」的資產流動形式，以及傾向不容忍剝削工作環境所造成的高流動性、高離崗率，皆可視為對於資本主義運作規則的抵抗與反動。Hobo的工作樣態或許可以和過去這一年中的work from home（WFH）相互照看，WFH雖是COVID-19疫情下的不得不，卻也彰顯出大型機構應對環境變化時可以做出的選擇，WFH的實施讓部分勞工意識到「身在、人在」的工作模式並非必要的，部分勞動者也因此開始思考：若目前能夠work from home，是否代表疫情結束後，勞工也能不再繼續work from office？（當然，疫情下得以WFH的泰半是白領階級，其中又有不可忽略的階級因素存在）若此，勞動階級的身體、主體性、assemblage，又將產生何種意義的轉變？
在Tapley的研究中，hobosexual具有暫時性（transience）、遊牧性（nomadic）、流動性與不穩定性特質，其拒絕異性戀常規性（拒絕成家立業、拒絕穩定的性關係）、拒絕資本主義的預設（諸如累積財富），使之成為家國體制的異類，甚至破壞都市空間的穩定性，以此而言，hobo確實具有queer的特性（縱使queer期待不被定義）。然而，當hobo不再被國家需要，不再具有協助國家經濟發展的做用時，hobo被病理化、罪犯化，隨著十九世紀末社會達爾文論的浪潮，這些單身的白人男性流浪漢同時被女性化、種族化為國族的他者（the national Other），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邊緣公民，遭受社會的拒斥與驅趕，甚至被抓住遊街示眾，遭受人格屈辱，在政治與社會的控制下喪失他們原有的流動性與能動性。藉著國家治理和精神醫學發展的論述，hobosexual的「sexuality」也與「勞動階級」產生論述交集，工人階級的身體所具有的陽剛氣質使之成為懶惰、放蕩和淫亂的愚笨公民，白領階級男性才具有適合在步調飛快的都市中生存的身體、才是理性理智的族群。
總結以上，Tapley提出hobosexual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挑戰本身矛盾地建立在資本主義之上。因為美國鐵路的發展與大量臨時勞動力的需求，hobo的移動性與工作型態成為可能，但當國家的經濟建設轉向、不再需要大量臨時勞動，hobo的遊牧性遭到限制，甚至成為國家與社會的問題。因此，支持hobo反資本主義的能動性（ability to move），諷刺且矛盾地，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這篇文章提出的歷史爬梳與論證，我認為相當有趣。我同意hobosexual具有挑戰、顛覆資產階級的穩定性（stability）與累積性（accumulation），hobo們排斥穩定的生活樣態，並拒絕積累有形或無形的財富。然而，我對於「hobo拒絕追求利益」的論述則感到困惑（p.385）。縱使hobo的文化中，財產與物資呈現「coming and going」的高度流動性（p.375），hobo仍然作為工人階級在流動的生活型態中「工作」、「賺錢」，甚至在交換中「議價」（Anderson，1923，p.36；引自Tapley，2012，p.375），如果基於此考量，hobo仍然是不在乎或拒絕利益的嗎？又換言之，這是否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拒絕資本主義的可行樣態？拒絕資本的積累，但仍採用資本在制度中的流動性質？這是否也是hobo的矛盾之一呢？
誠如作者自言，Tapley指出queer study部分學者在階級與資本主義研究中的一種轉向[2]，將感覺與感官的研究置入資本主義理論和酷兒研究之中，作為分析的一個環節，藉此重新探究資本主義剩餘價值，我認為同樣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必須要思考之事。過去，台灣的勞動研究學者謝國雄便提出以「存在感」來解釋勞動者的剩餘價值和生存、工作交織而出的情感／情緒，如今，queer theory的學者重新在物質主義中探討階級、勞動與剩餘價值，二者或許未來有更多直得溝通之處。
Alldred & Fox（2015）的發表在sexuality研究中注入新物質主義的思維，對Foucault理論和masculinity研究皆提出新的見解與詮釋。新物質主義似乎創造了一種新的分析與詮釋方法，凡舉aggregative與single之分、territorialisations of sexuality等概念，然而，新物質主義的思維如何助於我們重新理解或重構sexuality？在理論、認識論與知識論的取徑上，新物質主義提供我們什麼見解？以assemblage、aggregation、territorialisation等概念理解過去的研究是必要的嗎？這些概念和過去的研究又有何差異？以這些概念解析過去的研究，有何意義？
從微觀政治的角度分析，Alldred & Fox（2015）提到男孩透過sexuality-assemblage，aggregate他們的性（sexuality），是以成為過去學者所稱之「強迫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和「霸權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3]。
過去的學者或以建構（construction）、習得、製造、確認、強化等動詞表述這種後天的社會文化場域之建構和影響。如今新物質主義學者以aggregate作為動詞，在理解與分析概念上有何幫助，意義又何在？這種去人類中心的解讀如何助於分析？Alldred & Fox（2015）在文中給出的答案是不再將霸權陽剛氣質視為男性異性戀認同之解，而是一種需要在行為、互動與事件層次上進行詮釋的特質[4]，但，兩位作者提供的詮釋，和過去的研究究竟差異何在？是關注的重點不同，或者僅僅是一場文字變化的遊戲？
References Alldred, P., & Fox, N. J. (2015). The sexuality-assemblages of young men: A new materialist analysis. Sexualities, 18(8), 905-920. Tapley, H. (2012). Mapping the hobosexual: A queer materialism. Sexualities, 15(3-4), 373-390.
[1] “The hobosexual, generated out of a working-class and poor labor history, however, represents this fragmented subject as a product of class relations – in the selling of his labor, the hobo separated and objectified part of himself to sell on the market, resulting in a non-unified subject.” (p.378)
[2] “Extending Kelsh’s (2000) scholarship, Hennessy shifts the focus of queer politics from identity o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outlawed human needs,’ arguing that capitalism ha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organized ‘sensation and affect’ to reflect the logic of exploitation and surplus value (Hennessy, 2000: 217).” (Tapley, 2012, p.386)
[3] “…within this assemblage, aggregating their sexuality into what some scholars have described as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hegemonic masculinity’.” (Alldred & Fox, 2015, p.10)
[4] “In our materialist analys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an ‘explanation’ of young men’s heterosexual identities, but a consistent and frequent emergent property, to be explained at the level of actions, interactions and events. It is a social form reproduced by a complex mix of affects deriving from biology and culture, including the affects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e cultures of laddism, popular and online media (Bale, 2011) and in the stereotyped patternings of sexual encounters.”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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