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曾經掙扎著告訴朋友和家人我們愛他們、但是就是不想參加他們的婚禮的酷兒，都打心底知道，婚禮儀式所召喚的「強迫作證」充滿了空間的激盪動力。強迫作證不只是說妳不能缺席，更重要的是這個原始典型的操演（prototypical performative）會發動更豐厚的「作證」意義。證人社群的建構，成就了婚禮；證人的噤聲，默許了婚禮（我們現在不出聲，以後就永遠不能出聲 了）；「我們在場」這個赤裸裸的、消極的、有力但不自由的言說行為——或許特別是那些被婚姻體制排擠放逐的人的出席——就認定了也撐起了婚姻特權的正當性。
（Sedgwick, 情感與酷兒操演, 台灣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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