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Memos.
Bauman 所著的《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闡述了在後現代中「愛」的特質，破碎、脆弱、獨一無二。在 Andrew J. Cherlin 的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2004）中，談及「婚姻制度」在美國近代如何「去制度化」，不再有許多社會規範讓人們可以依循，婚姻對人們的意義也產生的改變。
Bauman 以一種特殊的書寫方式——破碎、離散、片段的書寫，來呼應他希望強調的主題：愛的破碎、離散和片段，愛的「無架構」與「無組織」性。 Bauman 企圖強調的是，後現代中的「愛」，對於現代人而言，是一種獨有、獨特的存在，他強調了愛如同死亡般的「獨立性」，「萌於烏有之鄉，源於沒有過去未來的空無黑暗」，也強調愛的不可預測性、不可學習性，沒有過去與未來，只有愛的當下。
Bauman 筆下「愛」的特質，或許可以做為Cherlin 對二十世紀美國「婚姻意義的轉換（Transitions in the Meaning of Marriage）」看法之延伸。
Cherlin 認為婚姻的意義之所以產生變化，是因為出現了強調「情緒上的滿足」和「浪漫愛」的文化，晚近的美國，也出現強調表達和理解的個人主義式思想。在這樣的氛圍下，獨特且唯一的愛，恰好滿足了人們對情緒滿足和浪漫的需求，和死亡相仿的特質，更增添了愛的特色與特殊性，這樣的特殊性，又和個人主義強調「獨一無二」的色彩吻合。Cherlin 認為，這樣的文化氛圍，及當時物質條件的改變——農民減少、受薪階級增加、死亡率下降、生活水平上升、家庭婦女進入職場——使得婚姻從「制度化」轉換成「友伴式[1]」的婚姻。Cherlin 以知名雜誌的戀愛建言專欄，談及1960、70年代後升起的「從角色到自我」（from role to self）氛圍，讓人們不再妥協於扮演婚姻規範中的角色，開始追求自我，不再強調犧牲，轉而追求關係中的協商與溝通，也促成了婚姻的轉變。
Cherlin從歷史發展脈絡解釋婚姻如何去制度化：同居的比例和接受度上升，婚姻不再是進入家庭生活的唯一車票。社會對同居的接受度有四個過程，Cherlin寫作的當下（2004年），她認為美國在第二～第三過渡期，歐洲的一些國家則已經到了第四個步驟，即同居在某些國家，已開始「制度化」，有相關法律保障其義務與權利，例如法國。原本沒有制度協助的同性婚姻，則逐漸成為公共議題，也開始立法。凡此種種，皆使得「婚姻」不再不可鬆動。Cherlin也認為，婚姻作為一種性別化的體制，其規範的崩盤，確實有可能創造出更平等、平權的關係。
我個人頗喜歡的 Cherlin 此文。在探討數據資料和法條規章之外，Cherlin也以文化的角度檢視婚姻意義的改變如何影響人的行為，而人的婚姻行為造成家庭戶口的改變，如此便可以向家戶組成結構去討論（family structure）。Cherlin說婚姻朝向友伴式婚姻改變，伴侶同時要是朋友和戀人，人們也更傾向追求自我，Cherlin也從親密關係的文獻進行探討，「友伴式」的觀點後續興許就朝向 Giddens 提出的匯流愛（confluent love）、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的看法發展，文中也引述Jamieson認為純粹關係更適合受教育的中產階級，彰顯了中產階級在追求個體自由上的優勢（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與個體能動性）。——然而，在我修課的課堂上，老師提醒我們說，Companionate Marriage，其實是在相當二元劃分的脈絡下產生的，即「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二元分工，男性的薪資是family wage，女性則全然負責家務勞動。這個是我在閱讀文本時，不夠理解的脈絡，故我或許也有誤讀。
簡言之，這樣的文化可說是讓身為多數的中產階級，可以擁有較為自在的生活——強調「個人」而非「犧牲」、強調「溝通」而非「妥協」的關係，讓人們擁抱這樣的愛／關係思維變得不成困難。Cherlin可以說是比較正向樂觀，認為這樣的改變可能使得關係中的性別更加平等，其對於同性婚姻的推行，也呈現樂觀的態度。然而，Cherlin也提到，在同婚組成的家庭中，研究也顯示收入較少的一方會做更多家事，負責較多聯繫其他家人和朋友情誼的工作，擁有專業或管理職的一方（通常也是收入較高的）比較少能投入在家庭事宜（Carrington，1999，cited in Cherlin，2004：page 851）——由此窺知，關係中的平等受到非關性別，也包含收入、社經地位的影響。如何真正建立關係中的平等，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討論。
Cherlin 的 How Low-Income Individuals See Marriage 一節，使我想到台灣目前的情況，多數身邊的友人晚婚或不婚是受到經濟因素影響，沒車沒房（華人社會對結婚的要求），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投入婚姻，甚至如同Cherlin所說在婚姻／婚禮被神聖化、象徵意義層次提升後[3]，人們雖然對其有所追求和嚮往，但物質上卻沒有一大筆辦婚禮的閒錢。
Bauman所說的愛的脆弱性，實則便是當代關係的脆弱性。容易相遇、容易交往、容易分手，承諾變得重要，但卻無法真正承諾任何事物，承諾只存在於當下，「沒有過去與未來」。人們在煞費苦心籌辦的神聖婚禮上，許諾一輩子的誓言，然而離婚率卻逐漸攀升。正是因為脆弱，才需要守護和承諾。愛和關係的脆弱，和 Cherlin 的文章呼應，也和歷史發展上家庭體制改變有關，婚姻變得必須以「愛」為前提，不再只是經濟、政治因素，但以愛為前提的關係很脆弱，因為人會不停地變，使得傳統的婚姻也受到了鬆動。原先大家庭居多的社會，若婚姻狀況改變，子女還有大家庭的其他成員可以介入協助（Brooks，2020），但小家庭當道的現代，以愛為前提的婚姻消失其前提後，加上社會環境與結構的因素，子女的教養、單親家庭便成為種族、性別、貧窮交織的議題。
Reference
Bauman, Zygmunt.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ooks, David. (2020, March). The Nuclear Family Was a Mistak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3/the-nuclear-family-was-a-mistake/605536/?fbclid=IwAR0mvXNYRuovu0bscl9S4R30H9SN1rSqriZ0CNWb206fWltO3Zc2fbBSwjY
Cherlin, Andrew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848-861.
[1] 原文為 Companionate marriage，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呂凱鈴在〈李尚暲、錢韞素合集所見之夫婦情誼：清代友愛婚姻一例〉（2010）中譯為「友愛婚姻」，其文中註腳一概括多位學者的翻譯及對「友愛婚姻」翻譯之解釋。此閱讀筆記為強調伴侶身兼「朋友」的陪伴功能，採用林明澤在〈英國早期驚悚故事敘事中關於亂倫暴力之再現模式〉之翻譯「友伴式婚姻」。
[2] 該文提及單親媽媽和同居的比例增加，2000年時，將近50%的非婚生子女誕生於同居關係，1/4到2/5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會經歷雙親僅是同居關係。
[3] Cherlin的說法也使我想到女性主義如何談論婚禮的意義，婚禮如何要求參加者作為觀眾，進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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